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傳統文學作出評論，提出的境界說、情景交融理論等影響深遠。圖為《人間詞話》手稿資料圖片
嚴羽的《滄浪詩話》對古代詩歌的流變，尤其是唐詩和宋詩作出瞭深入探討和總結。圖為《滄浪詩話》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本資料圖片
【傳統文論的當代回響】
激活傳統文論的當代魅力，讓傳統文論依然照亮當代文藝實踐，助力講好“中國故事”與寫好“中國經驗”，既是一項迫切而光榮的任務，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傳統文論富有真知灼見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光輝燦爛。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論博大精深、成就卓著，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審美風范。傳統文論的代表性作品，如劉勰的《文心雕龍》、嚴羽的《滄浪詩話》、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等，或體大思精，或別出機杼，或切中肯綮，令人嘆服。
傳統文論廣泛而深刻地論及文藝的起源、本質、特征與功能等，奉獻出異彩紛呈的學說。就對文學的本質及起源而言，傳統文論從倫理、教化、情感與心理等角度提出各種獨到見解。如：兩漢《毛詩序》的“言志說”，即“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西漢司馬遷的“發憤說”，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西晉陸機的“緣情說”，即“詩緣情而綺靡”；劉勰的“感物說”，即“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北宋周敦頤的“載道說”，即“文所以載道也”；明朝袁宏道的“性靈說”，即“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等。這些都是基於紮實的文藝實踐和研究得出的理論成果，一語中的，影響深遠，相比西方文論中的類似思想，如柏拉圖的“模仿說”、華茲華斯的“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等，可謂難分高下、各有千秋，而且彼此之間形成有效的對話、互補與交融。
傳統文論具有很強的實踐性與可操作性，註重與文藝創作形成良性互動，在總結文藝創作寶貴經驗的基礎上，全面、系統、深刻地總結文藝創作的基本規律。比如，關於作傢如何熟悉生活與窮通事理，傳統文論有不少的真知灼見。清代劉熙載提出，“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為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強調要做好寫作與文學研究，首先必須洞悉人情世故，打好基本功。王國維指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主張作者要對宇宙人生瞭然於胸，感悟透徹。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道出創作秘訣：“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傳統文論還對文藝批評與研究提出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見解。比如，戰國時代孟子指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強調文藝批評、研究要“知人論世”，把作品與作傢的人品、背景聯系起來理解，這與恩格斯提出的文學歷史批評方法十分契合。劉勰提出，“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堅持文藝批評與研究需通過廣泛閱讀作品提高鑒賞力。清代桐城派姚鼐提出包括文學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追求“義理”、“考證”（考據）、“文章”（辭章）三者相得益彰，實現觀點出彩、材料充實與文字漂亮的有機統一，道出學術研究的要害。
傳統文論具有卓越的中國特色
傳統文論是千百年來在中華文化圈中形成的一個自足的話語體系，凸顯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不僅蘊含中國人的認知方式、哲學觀念、價值取向與審美風尚，而且有著自身獨特的術語表達、較為完備的知識體系，以及完善的演進、生長軌跡。
傳統文論註重文藝教化功能，閃耀著道德理想主義的情懷。傳統文論深受儒傢思想影響，高度重視文藝的倫理教化功能，強調作傢的倫理修養與德藝雙馨，推崇作傢培育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戲劇傢高明呼籲“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劉熙載提出“詩品出於人品”，強調作品的精神品格源於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應具備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國維指出，“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認為作者高尚偉大的人格是創造高尚偉大文學的先決條件，屈原、陶淵明、杜甫與蘇東坡正是這方面榜樣。明朝李贄提出“童心說”，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把作傢的赤子情懷視為創作的基礎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