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模制商旅磚上牽駝的胡商。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勞邊使者冊》朱建軍供圖
《康居王使者冊》朱建軍供圖
唐人面獸身鎮墓獸，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實物見證。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唐胡人牽駝俑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撒馬爾罕康國王宮遺址壁畫資料圖片
今年五月，我國與中亞五國在西安共同舉行中國—中亞峰會，各方高度評價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對引領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與會國傢共同發表宣言，將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為新起點，形成深度互補、高度共贏的合作新格局。這無疑給古老的絲綢之路賦予瞭新的生命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地區各國人民未來，六國決心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這是歷史選擇，更是民心取向。
中國與中亞國傢兩千年前彼此間的交通交流交融，清晰地記錄在中國漢代的檔案文書之中。20世紀90年代初，考古人員在甘肅省敦煌市發現瞭西漢敦煌郡所設的懸泉置遺址，這是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3世紀漢代設立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在此出土瞭大量的漢簡，其內容涉及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郵驛、交通等方方面面內容，尤其是真實記錄古絲綢之路使者往來經貿交流的一些內容彌足珍貴，為我們還原瞭歷史的真相。
Ⅰ貢使通商之路：公元前一世紀的康居使者
懸泉漢簡中有一冊被學者命名為《康居王使者冊》的漢簡極為珍貴。這枚簡冊由7枚簡編連成冊293字記錄瞭公元前39年，來自中亞的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來向西漢朝廷獻貢駱駝時遇到不公後反映問題，朝廷受理解決的經過。
康居王使者一行入關後，發現與以往不同，首先是從敦煌到酒泉，他們一路上缺吃少喝，無人照應；其次是到酒泉後，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對其奉獻的駱駝單方面作出瞭評價，把使者帶來的膘肥體壯的白駱駝評定為羸瘦的黃駱駝，使者認為“不如實，冤”，因而上告到中央。朝廷要求敦煌太守對此進行查詢並按時上報中央，不得留遲。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瞭漢與康居正常外交關系之下的糾紛處理。此簡不僅為研究漢朝與康居友好往來提供瞭第一手材料，更是見證絲綢之路繁盛通達的重要實物，也是今天的中亞各國研究本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可補傳世史籍之缺載。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的懸泉漢簡中就有14條關於康居的記載，記錄著漢武帝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地處撒馬爾罕一帶的康居，始終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往來關系，而撒馬爾罕城就是今天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首府所在地。
讓康居再次從歷史中走進我們視野的，是一次探險發現。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一座被廢棄的漢代烽燧發現瞭一組密封信札，信件以粟特文寫就，有部分殘缺，後來經多位專傢翻譯分析，認定這組粟特文古信札記錄瞭以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為大本營的一個粟特商團的商貿活動情況。
專傢們認為一封寫於公元313年的粟特5號古信札，是一位名叫“發黎呼到”的粟特人寫於姑臧涼州，後遺失在敦煌漢代烽燧中的。他的身份或為粟特商隊成員，類似於當今常駐海外公司的負責人，而信札是寫給總部董事長的報告或半年工作總結。信中詳細介紹瞭商隊往來、貨物分發、錢財分割，以及小商人的日常往來，隻字未提當年發生在洛陽的戰亂。而同時被發現的2號信札，則有大段陳述饑餓、火災、死亡的內容，其中所言：“酒泉的遏末娑支平安無事，姑臧的遏末支也是一樣”“當商隊離開姑臧……當他們到達洛陽，不管那裡的……還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於饑荒”，說明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涼州以及河西走廊彼時是相對安定的。
法國漢學傢魏義天先生認為，寫這些信札的粟特人來自康居，這說明至少到3世紀初，粟特商業就已在距離索格底亞那3000公裡外的涼州發揮瞭巨大的政治作用。至此，可見從粟特古代商業網形成至發展，涼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紀後，涼州成為匯聚中國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國際化大都市。之後，粟特人聚落從涼州延伸到京師。這樣，粟特人在從撒馬爾罕一直通向中國北方地區的絲綢之路上建立起瞭自己的商業網絡，這條商道獲得瞭空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