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認為，懸泉置接待的眾多外客按其所屬陣營不同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西域諸國國王及其所遣質子、使者，西漢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諸國國王，包括樓蘭王、龜茲王、烏孫昆彌等。第二類是匈奴降漢諸王及其所遣質子、使者。匈奴諸王歸降西漢且經敦煌郡入朝者，當首推日逐王。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身份顯赫，是匈奴的實權派人物。日逐王從西域赴長安，敦煌郡是其必經之地。第三類是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懸泉漢簡有一枚簡文記述瞭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十一月西漢平定西羌後，敦煌郡太守快派人護送歸義羌使團十二人赴京奉獻之事。
Ⅲ文化融合之徑：佛教東漸天馬西來
浮屠簡是一枚懸泉“明星簡”，文字內容很有意思：“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裡七門西入。”這枚簡全簡可識別24字，簡中有“弟子”“浮屠”等與佛教相關的文字，經考證與佛教傳入敦煌時間有關系，具體年代范圍應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後，也就是說早在公元一世紀下半葉，佛教就已傳入敦煌，並且一開始就流行在民間。
這枚簡應屬於請柬，“少酒薄樂”是請人赴宴的一種客套話，“弟子譚堂再拜請”是主人請客的謙辭，“小浮屠裡七門西入”是聚會地點和行走路線，“西入”可能指“戶人”譚堂的戶籍地點。此簡的意義可以證明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是公元1世紀下半葉，比竺法護在敦煌翻譯佛經的時間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開鑿時間早300年，是目前發現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實物資料，極為珍貴。
自此，源於印度的佛教經大宛（古代中亞國名，位於今烏茲別克斯坦費爾幹納盆地）、波斯、康居等西域地區傳入敦煌，並經由敦煌這一門戶，佛教東傳逐漸完成瞭佛教及佛教藝術的中國化過程。敦煌也為世界留下瞭文化遺產和佛教藝術聖殿——敦煌石窟，這是現存世界上連續建造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同時敦煌也成為我國早期佛典翻譯要地，僅藏經洞發現的以佛教典籍為代表的敦煌遺書就達五萬多件。這些都反映瞭中國與歐亞文明互動、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展示瞭中古時期內容豐富的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隨著唐朝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也在西域地區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雲寺；作為唐朝學生習字范本的王羲之《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也都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范本。敦煌學傢榮新江先生認為，雖然我們目前在更遙遠的中亞、西亞沒有看到類似新疆古代遺址出土的漢文典籍資料，但撒馬爾罕壁畫上手捧絲絹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對中國物產、工藝傳入的記錄，以及大量瓷器、絲織品的考古發現，都說明瞭中國文化西漸的深度和廣度。
現存的歷史文獻都沒有中國產獅子的記載，歷代學者眾口一詞都認為獅子產於西域。“西域”一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昆侖山以北，蔥嶺（帕米爾高原）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獅子出西域諸國”的西域當指廣義的，甘肅簡牘博物館一枚漢簡就記錄瞭獅子如何從西域而來。
簡文為“其一隻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隻以食鉤盾使者迎師子，□以食使者弋君”，這枚簡記載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漢朝貢獻獅子，漢朝派遣少府屬吏鉤盾使者前往迎接。該漢簡是西域國傢向漢廷貢獻獅子的記載，極為珍貴。一般的獻畜安置於中央設在河西各郡的廄苑中畜養。稀見、貴重的奉獻物要帶到京城“面呈”皇帝，即所謂的“詣行在所”。漢廷這次派出鉤盾使者前往敦煌迎接獅子可見其重視程度。
雖然目前對“折垣”究竟是西域哪個國傢還不得而知，但是根據諸多文獻記載，當時向中原進貢獅子的主要是印度、波斯等國傢。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斷影響下，源出西域的獅子形象被華夏化，“吐赤白舌”的印度獅縮回瞭舌頭，張牙舞爪的波斯獅子變得和氣瞭，逐漸演變成具有中國氣派、大傢喜聞樂見的舞獅等形象，既保留瞭威武的氣勢，又具備瞭祥和的面貌。
“天馬”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汗血寶馬”，在張騫出使大宛時就強烈地吸引瞭他的註意力，而大宛國君主長期以來“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這樣，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未能實現初衷，卻讓大宛天馬西來成為瞭現實。而懸泉漢簡真實地記錄下漢朝政府如何迎接天馬的歷史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