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古基因組學技術的發展、更多新研究方向的興起及與更多學科領域的交叉融合，如古蛋白、古微生物組、表型組等研究的開展等，為我們開展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打開更多新的窗口。”付巧妹說，“相信將為揭示東亞人類遺傳歷史的相關缺環和細節帶來更多關鍵性信息。”
關於考古工作的多學科合作案例，還可以舉出很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鄧濤表示，作為專門從事古人類演化研究的學術機構，該所與全國各地考古文博機構緊密合作，開展古人類與舊石器考古研究，並不斷取得新的重要進展；備受關註的二裡頭遺址研究團隊聚集瞭碳十四測年、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人骨考古、冶金考古、玉器與陶器科技考古等領域的研究人員……
正如陳星燦所言，近年來，我國在考古工作的調查發掘、資料整理、價值闡釋、文物保護和展示利用等方面，形成瞭多學科交叉融合研究范式。
●科技顯身手
勾勒更多歷史細節
從傳統的“手鏟釋天書”到科技大顯身手，科技賦予考古的能量越來越大，成為考古發展的新動力。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陳虹分享的是考古痕跡學視角下先秦時期玉石器的制作與功能研究。在陳虹眼裡，通過微痕和殘留物分析，可以“透物見人”。
關於考古痕跡學，陳虹解釋為“是在考古研究中通過分析古代器物上的微痕與殘留物來揭示工具的制作工藝、人類行為、資源環境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方法。”其中，微痕分析是通過對人工制品進行顯微觀察，分析留在器物表面的各類微小痕跡，並對比實驗數據，確定其用途、制作工藝或其他信息；殘留物分析是對古代器物中存在的生物性殘留物質或痕跡進行提取、觀察、鑒定和研究。
“我們以長江下遊地區先秦時期考古遺址出土的玉石器為材料，對玉石器生產不同階段的產品進行類型和技術分析，復原其生產制作流程；以實驗考古為基礎，通過微痕分析和殘留物分析，研究玉石器的制作工藝與使用功能；進而通過對比不同時空的玉石器生產技術狀況與模式，嘗試討論先秦時期長江下遊地區玉石器的生產組織、交流貿易、歷史演變及人地關系等文明化進程的具體問題。”陳虹說。
據陳虹介紹，今年7月，浙江大學考古與文博系舉辦瞭“第二期玉石器微痕分析工作坊”，由該系考古痕跡學（玉石器）實驗室主辦。“吸引瞭60多人報名，由於設備限制，最終招瞭40餘位。”陳虹說，“通過交流，看到瞭大傢對這個技術的需求，希望將來有更多人參與進來開展工作。”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王佳音分享的是埋藏學研究在北京舊石器考古中的嘗試與演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蘇榮譽介紹的是如何通過科技手段對王劍的痕跡進行分析，進而探索古代中原青銅器的功能……這些都為科技助推考古揭示更多歷史細節提供瞭佐證。
●新技術發展
拓展考古廣度和深度
現代科技的運用，不僅豐富瞭考古的思路、方法和內容，讓考古變得更加精準、安全、高效，還助推我國考古事業抵達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就在去年，長江口橫沙水域見證瞭中國水下考古新的歷史性突破：22根巨型弧形梁組成的重約8800噸的沉箱裝載著長江口二號古船，經過4個多小時水下持續提升後，在打撈工程船“奮力”輪中部月池緩緩露出水面。這也意味著經過70多天的奮戰，長江口二號古船成功整體打撈出水。長江口二號古船從發現到水下調查，再到整體打撈，科技賦能始終是推動古船考古與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方式和核心動力。
上海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研究館員翟楊分享的正是“長江口二號沉船系統性研究”，“希望盡可能地復原長江口二號從建造到沉沒的整個生命周期”。
國傢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建忠表示，30多年來，中國水下考古經歷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發現發掘瞭宋代“南海I號”沉船、元代三道崗沉船、明代南澳一號沉船、清代長江口二號沉船等，為研究認識中國古代海洋文明和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提供瞭全新的視角。“然而，多年來，由於我國深海技術的限制，中國水下考古工作僅局限於水深40米內海域，這極大地阻礙瞭中國水下考古向深海的挺進。”宋建忠說。
近年來，隨著中國深海科學與技術的快速發展，當水下考古遇上深海技術，中國深海考古便應運而生。據宋建忠介紹，2018年4月，國傢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館聯合實施瞭中國深海考古首次調查，標志著中國深海考古的正式開始。去年8月，國傢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中國南海博物館聯合實施第二次中國深海考古調查，在西沙海槽2500米深處發現清代沉船及遺物點。去年10月，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在南海西北陸坡1500米深處發現2處沉船遺址；今年5月，三傢單位聯合實施“南海西北陸坡一、二號沉船考古調查”，被看作“中國深海考古開啟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