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於以男性人物為主的抗美援朝影片，1983年的《戰地之星》將主角光環落在女性角色上，以女性廣播員白露作為故事主線：她既是志願軍為打心理戰而派出的英語廣播員，也是美軍心中夜夜惦念的“流星小姐”。她的聲音好像一曲曲美妙的音樂鼓勵著我方志願軍戰士，同時也向美軍士兵揭示瞭戰爭的真實樣貌，承擔著溫情化視角下帶有“反戰”意味的功能性作用。白露在影片結尾向美軍發出叩問：“你們這些幸存者記住吧，這場戰爭給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帶來瞭深重的災難，給你們和美國人民帶來的又是什麼呢？這場錯誤的戰爭，難道不值得你們深思嗎？”投射瞭對於美帝國主義發起非正義戰爭的譴責，同時也表達瞭對於戰爭帶來的生命創傷和毀滅的反思，展現出較為鮮明的人道主義立場。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反對戰爭、反思戰爭的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追求，對人的關懷、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這些同樣構成抗美援朝戰爭電影重要的思想表達。
“有的槍必須開，有的槍可以不開”
——和平立場的宣告與彰顯
近年來，抗美援朝影片以承擔重大國傢文化使命的重要身份，迎來瞭新一輪的創作高潮。在影片數量創下新高的同時，新的抗美援朝電影的內容與品質也經受瞭市場和觀眾的考驗。2020年的《金剛川》、2021年的《長津湖》、2022年的《長津湖之水門橋》《狙擊手》等影片，都在極高的社會關註度下獲得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
這些影片在藝術手法、制創水準上較此前有瞭較為明顯的躍升。“初創期”普遍采用的程式化、“二元對立”的創作方式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血肉豐滿、多元化的英雄群像。《長津湖》系列中的新兵伍萬裡、梅生、雷公，《金剛川》中的張飛、關磊師徒，《狙擊手》中的冷槍五班戰士們，他們既凝聚著卡裡斯馬式英雄的崇高品質，也有著一個個作為普通人獨特生動的靈魂。
同時值得關註的是，此前滑稽式、漫畫式的敵人形象，以及以“敵人之弱”來展示“我軍之強”的塑造傾向也相對得到矯正。《長津湖》中前所未有地增加瞭一條完整的美軍敘事線，將抗美援朝戰爭中以東線戰場為代表的美國各層級人物形象做瞭全景式呈現。其中煙鬥不離手、驕傲自大、善於作秀的美國老將麥克阿瑟，唯命是從、盲目冒進的美第10集團軍軍長阿爾蒙德少將以及老謀深算的美海陸一師史密斯少將等高層將帥，他們以個性化的形象存在於影片中，以“敵強我更強”的塑造模式相對客觀地映射出志願軍英雄的偉大。
這也重新強調瞭，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到抗美援朝，雖然我們在心理上將敵人當作“紙老虎”，但事實上我們的敵人從來都不是風吹即倒的弱者，我們所取得的勝利都是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與巨大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可以說，無論是英雄還是敵人形象的變化，均表明當下的藝術創作開始用一種更加客觀理性的方式來回溯歷史，這不僅是一種藝術創作手法的更新，更意味著一種更加開放、更加自信的歷史認知與自我認知。
有學界、業界人士將新的抗美援朝影片統歸到“新主流影片”的類型之中。它既不同於教化功能更為明顯和外在的傳統主旋律電影，也不同於商業功能至上的主流商業電影，而是采用成熟商業類型片的創作方法，在觀念內核上弘揚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主流價值觀，力求實現思想性、觀賞性和藝術性的內在統一。從目前的電影票房與網絡評分數據來看，此類影片越來越受到觀眾的歡迎，逐漸成為時代性的電影文化潮流。這也成為近年來抗美援朝影片進入復興期的外部環境動因。
從更為宏闊的視角上看。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提升，文化層面的種種角力也浮出水面。以藝術化的方式向世界嚴正宣告自己的國傢立場，表明自己的政治與文化態度，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對西方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一種提醒與警告。
立場與態度的宣告並不意味著傳達仇恨與對立，相反，則更註重對正義與和平主題的強調。電影《長津湖》中，在伍萬裡準備向即將死亡的美軍團長開槍時，伍千裡將他的槍口推開說道：“有的槍必須開，有的槍可以不開。”再如，片中兩次借梅生等人物的臺詞言說：“我們把該打的仗都打完瞭，下一代就不用打仗瞭。”這些細節的設計，既體現著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的理念，也傳達著中國人民對避免未來戰爭的努力與期許。可以說，優秀的抗美援朝電影、優秀的中國軍事電影，不僅是要講好中國故事、傳達好中國精神、傳播好中國文化，也承擔著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使命，因此，抗美援朝戰爭電影創作視域的拓展，也將推動中國與世界范圍內不同文化、不同國傢民族之間的和平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