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先生主張，史學史論著“要把史學發展過程的脈絡寫出來，至少能給讀者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要把歷史時代的特點及其跟史學發展的關系寫出來，要把史學傢的學術生活和學術成就擺在時代的潮流去把握”。作為中國學術史的特殊承載形式，學案體史籍的產生發展有著史學自身內在發展的依據，針對這一特點，該書對傳統學案史的理析，既從史學史、文獻學角度闡釋學案體史籍的發展成熟和轉型，又在歷史社會的演進中揭示其衍變的必然性。這正是體現瞭白先生關於兩個要“寫出來”的目標，即一方面廓清瞭學案史發展的脈絡；一方面通過分析時代特點對史學影響，說明瞭學案史發展的內在理路。
學術史著作的內在特質
此書通過思想史的分析，考察不同學術史著作的內在特質，揭示它們在思想史記載上的特點和成就，闡幽發微，啟人耳目。傳統學案體史籍承載瞭傳統學術的發展史，其主要以儒學為研究對象，註重儒學流派和師承、著述、傢學淵源和交遊等。陳先生專擅思想史的研究，他在學術思想的演進中探討學案體史籍的發展，揭示學案體史籍對不同流派學術思想源流演變和特點的記載，故能得心應手，切中肯綮。例如，該書對堪稱中國學案史之祖——朱熹《伊洛淵源錄》的專題研究，就從南宋的社會和學術環境、朱熹的學術師承入手，揭示朱熹以程學幹城的身份董理程氏學術源流，為確立二程學說之儒學正統地位而著述《伊洛淵源錄》的緣由。又如，於陽明學背景下探討周汝登的《聖學宗傳》，揭示其思想背景、編纂形式的拓展等。再如，剖析晚明理學危機及清初學術思想的演進大勢，為探討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做必要鋪墊，書中指出：“明清之際，在對陽明學以‘陽儒陰釋’一類指責此呼彼起的情況下，用這樣的學術演進觀去總結宋明理學，勾勒數百年的理學脈絡，雖然未脫以史學昌學窠臼，但是較之深陷門戶泥淖，斥陽明學為異端的朱門後學，不僅要高明得多，而且也更接近於歷史實際。”這種基於深厚的思想研究之上的真知灼見，往往發人所未發，凸顯瞭本書研究的認識深度。
中國古代學術史因其歷史漫長、積淀豐富而帶來研究的艱辛，但同時也因其多姿多彩而引人入勝。通讀《學案史》一書，可以發現，事實上，古代先賢已在這個復雜而饒有興味的領域辛苦耕耘，留下瞭記述基本文獻、思想主旨、歷史傳承的豐碩遺產。僅以敘述學術傳承而言，一部《宋元學案》中，各學案除案主的本傳、著述外，還附有講友與學侶、同調、傢學、門人與私淑、續傳與別傳等各種師承關系。既完整地記載瞭一個集結在共同學術路線下的學術隊伍，又反映出權威代表與追隨者之間親疏遠近、學術思想在不同層次中的授受源流，不啻一部活生生的學派史。晚近一些學術史專著常常隻重於思想觀點的剖析，而疏於對思想傳承的歷史追蹤和學派史的研究，學術史或思想史缺乏“史”的特點。從《學案史》的闡述中可以看到，其實，充分利用古代學案史所提供的史料和線索，還可以把學術史寫得更為豐滿和精彩。這也是我們拜讀《學案史》之後，得到的一個重要啟示。
問題意識貫穿始終
《學案史》一書始終貫穿著作者考訂辨析的問題意識，從而構成瞭該書的一大特色。例如，在對晚明學術思潮的探討中，作者批評瞭前人考論宋明理學時將陽明學術與朱子學術對立的做法。指出：由朱子學到陽明學，是理學發展的一個過程；將數百年的學術演進看作一部學派對立的歷史，與理學發展的歷史實際不相吻合；陽明學既是繼承陸九淵心學主張而與朱子學相抗衡的學派，同時更是對理學，既包括陸學又包括朱學的發展。這些觀點的提出，為今後的理學史研究，開啟瞭堅實發展的方向，也提供瞭寶貴的思想見識。又如，書中首次以錢穆《清儒學案序目》為對象，鉤稽《清儒學案》之精義，闡發錢穆關於有清一代理學發展四階段的不刊之論及其治學方法，對錢穆在清代學術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給予瞭高度肯定。
書中考訂辨析的問題意識，或表現於行文中隨機而論，或辟出專題，集中處理，也有不少在個案研究中對具體問題的考證和糾謬。比如，第二章對《伊洛淵源錄》成書時間的辨析，第七章對《宋元學案·深寧學案》引用《困學紀聞》時文獻訛脫的校訂，第九章關於夏孫桐在《清儒學案》編撰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論證，等等。周匝縝密的個案考訂為宏觀把握奠定瞭堅實的基礎；而對於思想觀點的討論和辨析則有助於明辨是非，糾正學術史上一些成見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