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前所述，社會治理理念與人性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周易》所主張的性善論與孟子所主張的性善論有所不同，是一種基於自然的性善論。其理論有以下幾個關鍵點：其一是人性的源頭來自上天，上天賦予人與萬物相同的善。因此，人之向善是一種天賦，且人之向善的規范在於外在天道，從而確立瞭“天人合一”是人之為善的終極目標；其二是人性雖本善，但卻必須通過後天方可覺醒成就實然意義上的善，而動物等無覺醒之可能。由於人與萬物有同源之善，使得人在參贊天地化育中促成萬物“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成為一種可能，但同時又使得人脫離萬物而成為具有特殊性質的存在。從上述兩個特點我們不難看出，《周易》的性善論在相當程度上認為“善”的形成與外在條件息息相關，“善”不僅依賴外在源頭，並且通過外在條件得以完善。這與《周易》在思想根源上受到筮法影響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但是這種性善論並沒有全然忽視人的自覺性，與之相反，《周易》對人的特殊性進行瞭定義，即人對善的覺醒能力。
正是由於這種善的天賦外來，使得《周易》對自我的自覺表達呈現出一種以學習感悟為主的方式。正如《易傳》中所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周易》對人之自覺的路徑定義雖並不唯一，但其源頭卻是一致的，即“繼之者善”。外求的功夫修養客觀上要求將個人修養的提高與外界環境的認知聯系在一起。因此《周易》所提倡的自覺以“窮理盡性”為前提。窮理強調對客觀自然環境的充分認知與準確把握，盡性強調對內心自覺的全面覺悟與合理表達。個人自覺最終服務於社會治世的形式在於見仁見智者以君子形態引領百姓達成一種和諧。從個人自覺的境界而言，“君子”指向瞭一種近乎完美的人生態度。在《周易》看來，隻有通曉天地之道，順化萬物之德，外承人物之義，內明良善之理的人，方可稱之為“君子”，而君子的行為除瞭自修個人品德之外，更需要引導社會大眾正確處理天人之道，從而和順天地之化育。通過分析個人自覺與君子行為之間的邏輯演進，我們可以更直觀地感知具有《周易》特色的君子形象及其現代價值。
整體而言，《周易》的治世思想分為“治天”、“治人”與“治心”三個層次，不僅探究瞭不同層次之下“自我”概念的多維呈現，更重要的在於立體展示中華文明視域下的宇宙觀、人生觀與價值觀。可以說隻有正確把握瞭《周易》的治世思想，方可謂知《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