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寶歷元年（825年），身在江南的白居易寫下瞭《霓裳羽衣歌》，再現瞭長安宮廷的樂舞場景和他對京城的鮮活回憶：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傢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千餘年後，我一邊亂翻書，一邊追隨他的目光，不僅感受到瞭他對回歸長安的渴望，還意外發現唐人審美的多種意象，或者說唐朝的風尚標，竟然都藏在這首詩裡。
風舞雲裳：
唐代絲綢與時尚
美國學者陳步雲的新書《Empire of Style：Silk and Fashion in Tang China》有一個詩意的中文名字：“唐風拂檻”。這本書的主題是唐朝的絲綢與時尚，核心觀點為:時尚是唐人生活的中心，因為這一王朝將衣著置於經濟和道德價值結構的中心。
這本書的立論與將時尚歸於現代性的研究分道揚鑣，關註點集中在衣著和裝飾對於制作者、穿戴者、觀賞者和記錄者的意義構建，用作者的話說是一種“審美遊戲”。這不是常見的性別史或者服飾史的研究，而是一種基於歷史學的跨學科綜合研究。
其中，女性絲織品作為風尚手段,尤為引人註目。白居易詩中“不著人傢俗衣服”、身穿“虹裳霞帔”和“羅綺”的舞女，甚至已經成為長安的特定意象，在詩人腦海中揮之不去。不過，陳步雲在這本書中談論的遠不止女性的絲織品這種在現代人眼中可能最具代表的時尚審美對象。那麼，其所謂的“帝國風尚”又指的是什麼呢？
作者將時尚的變化視為闡明著裝行為如何成為國傢生活記憶的眾多事件的組合。首先是唐朝的文化和地理擴張為這一盛世的時尚發展提供瞭推動力，原本生活在腹地的男女可以接觸更加豐富多樣的物質世界。不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時尚觀念變得截然不同，極盡華麗的絲綢材料和流行風尚讓位於屢屢推行的禁奢令。在這些變化的政治、社會條件中，如何透過紛繁的現象看透唐人的時尚本質呢？
在本書看來，禁奢令並非禁止全部人的奢靡之風，有財力者越來越容易買到奢侈紡織品，而朝廷出於維護等級差別和壟斷關鍵物質資源上的考慮，便影響瞭鼓勵制作簡單紡織品的這種取向。唐朝皇帝們一面倡導禁奢，一面大興土木、舉行盛大宴會的“雙標”做法，其實揭示瞭無論是天子還是庶民，在參與審美遊戲、追逐時尚的過程中都無法抗拒華麗絲綢的誘惑。
該書吸引我的還有兩點：一是註重從文本到圖像對唐代時尚的呈現，壁畫、陶俑的運用直觀地將我們帶回唐朝情境中；二是關於入時男子和女性的時尚觀察，具有性別史的理論底色。
當然，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作者十分熟悉唐代絲綢生產，專門有附錄介紹絲織品知識，大量的出土實物照片也頗有視覺沖擊力——例如法門寺展出的保存大體完好的武則天繡裙。白居易詩中那些風舞雲裳的身影，就凝固在這些文物上，呈現著長安的回憶。
金銀之美：
唐代器物的歐亞時尚
長安的風雅女性，大多隨身佩戴一種金銀制的香囊，設計精巧，內含燃燒的香料，暗香襲人。其實，唐代金銀器的制作和使用，發展到一個空前繁盛期，高層人士的時尚審美之一就是用這兩種貴金屬制作紋飾精美的器皿。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新版刊行，經典重讀，在今天唐代考古日新月異的背景下又有新的感獲，特別是把金銀器納入審美意象，圍繞長安回憶，就有瞭相當不同的唐代時尚感。
唐代以前中國內地並不盛行金銀器，唐代國力興盛帶來的開采礦業、技藝提升和域外交流等，促使金銀器皿猛然間成為雅貴人士的獨有審美品，陜西西安出土的金銀器最為豐富和集中又說明長安作為時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認，唐前期金銀器的流行，是與胡風盛行有密切聯系的。唐朝胡漢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為此提供瞭歐亞風尚源泉。
其實早在中國古代早期，北方遊牧民族匈奴、鮮卑系統本就盛行金銀器，而且主要是人身裝飾，如耳環、項圈、發笄，以及馬具。白居易詩中的“步搖冠”其實就是慕容鮮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許多懸垂的小金片隨步晃動，搖曳生姿。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考古發現表明，金步搖或可以說是一種東亞共享的時尚。
本書強調，歐亞的風尚還可以在中國出土的來自粟特、薩珊、羅馬-拜占庭三大系統的金銀器皿上捕捉到。更重要的是，唐代中國的審美同時也對西方金銀器產生瞭不少影響，特別是粟特銀器的形制、紋樣中出現瞭中亞、西亞難覓源頭的唐代風格。作者舉例甚多，以撒馬爾罕、片治肯特壁畫中的女性發笄、女樂舞、女侍形象與唐代壁畫的高度相似度給人印象最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