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和酒是中國人最常飲用的飲品，縱觀我國古代文學的歷史長河，也處處彌漫散發著幽幽酒香與茶香。尤其唐詩和宋詞，更是與酒和茶相輔相成、水乳交融，並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國詩詞文化。
在唐代，詩人與酒有著不解之緣。酒伴隨他們吟詠詩文，抒唱心緒，酒助詩興，詩傳酒情，為後人留下無數蕩氣回腸的樂章。從李白的《將進酒》《月下獨酌》，杜甫的《飲中八仙歌》，王維的《渭城曲》，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翰的《涼州詞》，白居易的《勸酒》等觴詠之作中，我們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絕後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詩詞文學的本質則被茶的芬芳所暈染。黃庭堅的《看花回·茶詞》，米芾的《滿庭芳·詠茶》，蘇軾的《西江月·茶詞》……宋代詞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筆墨之間揮灑浪漫情懷。茶香入詞，使宋人筆下的詩詞別具一格。
唐人之於酒，充滿激昂慷慨、灑脫奔放的胸襟與浪漫的情懷；宋人之於茶，則冷靜適意、委婉含蓄，顯示出一種閑散自然的格調。唐宋詩詞分別以酒文化與茶文化為底色，一個海納百川、兼收並蓄，一個含蓄深沉、內向收斂，二者的文化脈絡截然相反而又絲絲相系，折射出社會、經濟、文化特質等多個方面的差異。
大唐盛世，詩酒風流
唐朝詩人究竟有多愛酒？唐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詩歌藝術最為輝煌鼎盛的一個時代，流傳至今的《全唐詩》900卷中，詩歌達四萬三千多首，而與酒有關的詩歌就有六千多首，約占15%，這在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飲酒本來是件俗事，但因歷代名人尤其是詩人飲酒賦詩，才使酒漸具雅趣。詩使酒化俗為雅，賦予它新的內容和文化內涵。有瞭詩的唱和，酒從此不僅是一種日常生活的飲料，飲酒也不僅是一般的生活現象，一躍成為與作詩齊名的文化活動。飲酒與作詩一樣，成瞭文人的風流韻事，這種轉變則起源於魏晉名士。《世說新語》說，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竹林七賢無一不是能飲者，嵇康、阮籍還是著名的詩人，陶淵明也是一個能酒善詩的大傢。
《高逸圖》（殘卷），描繪瞭魏晉時期竹林七賢的故事。作者/（唐）孫位，來源/上海博物館
經歷瞭魏晉南北朝的陶淵明、劉伶、嵇康等人的飲酒賦詩、彈琴撫瑟後，詩酒唱和也自然成為後世詩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發情感的重要傳統。
唐代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繁榮發達，社會文化開放自由，這一時期既是中國酒文化的全盛時期，也是中國詩文學最流光溢彩的時期。這樣的時代背景，造就瞭唐人曠達樂觀、瀟灑恢弘的氣質，唐代飲酒之風的盛行更加證實瞭這一點。唐代詩人借鑒前人的詩酒風韻，以其開闊的胸襟、宏大的氣魄，極力謳歌“盛唐氣象”。
唐代釀酒技術比前代更加先進，釀造業官私兼營，酒政松弛，官府設置瞭專業的酒類生產部門——良釀署，許多唐代皇帝也親自參與釀造。唐太宗曾引進高昌國（今屬新疆吐魯番）的“馬奶子葡萄酒”釀造工藝在宮中釀造，做成的酒呈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綠酒”在唐詩中多被提及。較為知名的有白居易《問劉十九》中的“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皮日休《春夕酒醒》裡的“四弦才罷醉蠻奴，酃醁馀香在翠爐”。
唐代不僅民間飲酒，統治者也支持並參與遊宴、賜酺，特許臣民聚會歡飲。杜甫《麗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就是寫的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士女們在曲江邊的踏青宴。
可以說，這條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飲宴、遊賞、賦詩的樂園。科考每出一批新進士，曲江邊就會舉行一次盛大的遊宴。每到此時，全長安上到皇室貴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傾城出動，而喝酒吟詩正是曲江遊宴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劉滄的“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姚合的“江頭數頃杏花開，車馬爭先盡此來”，王涯的“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都是描寫萬人齊集的曲江遊宴場景。在這種普天同飲的社會風氣的帶動下，文人學士更加縱酒酣歌、放蕩不羈，曾經魏晉名士的“飲酒嘯傲”，演變為唐代文人學士的“長醉高歌”。
《曲江圖》（局部）。作者/（唐）李昭道（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