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廢的朝會與摸魚的君臣
明初的高壓模式對皇帝與朝臣的治政態度有相當高的要求，也就註定瞭無法長久維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許多奏事規則也發生瞭改變，禮儀變得輕松隨意。不過，其作為主要政務處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來，早朝處理不完就開午朝，午朝處理不完再開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壓工作，內急的事應該也不少見，這種情況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時發生瞭變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沖年即位，登基時仍為一孩童，無法承擔朝會處理事務之責，更無法像父祖一般親自裁定事務。一番爭論下，諸勛貴與大臣達成共識，選擇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規定早朝奏事類目與數量（《春明夢餘錄》）。
此外，輔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將即將處理的事務交由內閣預先處理，皇帝隻需照著回答即可。早朝奏事減少這一傳統在英宗成年後並未取締，而是因襲瞭下來，明朝君臣在朝會上開始瞭“摸魚”階段。其後的成化年間，又刪減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數量，加之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廷議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經遭到沉重打擊，逐漸成為一種政治禮儀，除重大事件外，很少處理實際政務。明代具體的政務處理中心便由早朝移於內閣與六部。
文淵閣，明代國傢藏書之所和內閣學士議政的政本之地。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到隆慶皇帝駕崩，神宗萬歷皇帝繼位以後，張居正攝政，為顧及年少的萬歷皇帝，又將朝會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從此不復存在。
除瞭規定的早朝日期減少外，明代中後期還出現瞭由皇帝主導的各種長期停朝的情況。如於慎行所說：“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到瞭萬歷十七年（1589）後，皇帝上朝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這也導致瞭“上久不視朝，是日遣內使言奏對數多，不耐勞劇”。
曾經風行於各類文學作品中“萬歷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這一說法，某種意義上，確實指出瞭萬歷皇帝的摸魚和懶政，但其上朝次數雖少，也還沒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誇張程度。萬歷皇帝的荒政在於其積壓奏疏不發、官員任用遲鈍與久不決策，就像是拖延癥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畢竟，彼時的早朝上隻徒有其表，國事的討論退居其次，引奏、謝恩等例行公事成為早朝的主要任務。這時，上不上早朝，也就沒有那麼重要瞭。
明神宗坐像軸，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自明初開始，明太祖朱元璋事無巨細一管到底，造就瞭明初繁瑣復雜而又時間冗長的早朝，也讓洪武、永樂時期的諸多官員不免遇到早朝時內急的困擾。朱元璋可以如此，卻很難要求自己的子孫和他一樣成為工作狂，早朝制度不免走向有名無實的尷尬境況。
隨著正統以後早朝政治功能的逐步削弱，早朝開會時間越來越短，朝會次數越來越少，一直到萬歷以後幾乎不朝，困擾官員的內急之憂，也銷聲匿跡於明代的政局變動之中。
參考文獻：
[1]唐宋國傢禮儀的演練研究——以朝儀為例.吳羽.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2]明代中後期官禮變動與官禮之爭.趙克生.社會科學輯刊，2009
[3]糾儀：明代朝儀的秩序追求.趙克生.北京社會科學，2020
[4]明朝嘉靖時期國傢祭禮改制.趙克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5]明代京官之朝參與註籍.高壽仙.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6]元代“常朝”與禦前奏聞考辨.李治安.歷史研究，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