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六年（1846），湖南名士周壽昌到廣州遊歷時記下不少新鮮見聞，其中“最奇者”還要數“畫小照”：
坐人平臺上，東面置一鏡，術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塗四周，用鏡嵌之，不令泄氣。有頃，須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取影必辰巳時，必天晴有日。
看似變魔術般的場景，描述的正是剛發明不久的攝影術。大約在此20年前，千裡之外一位叫約瑟夫·尼塞福爾·尼埃普斯（JosephNicéphoreNiépce）的法國發明傢用裝置有感光材料的暗箱成功捕捉到傢中閣樓窗外的風景，拍下現存最早的照片。但其超過8個小時的曝光時間以及不甚清晰的畫面仍有待優化。後來，曾與尼埃普斯合作過的畫傢兼發明傢路易·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éDaguerre）發明瞭銀版攝影法（也稱達蓋爾攝影法，Daguerreotype），在1839年公佈於世。同年8月，法國政府買下其專利並宣稱這是送給世界的禮物，也標志著人類歷史上又一種記錄、捕捉畫面的新方式“攝影”的誕生。僅僅兩個月後，在澳門、香港一帶銷售的英文周報《廣州報》上就登載瞭有關達蓋爾的實驗室及其銀版照片的報道。
達蓋爾攝影法的關鍵在於一張事先用碘或溴蒸汽熏蒸以對光敏感的鍍銀銅板，將其放置於相機的暗箱中拍攝，銅板上的碘化銀便會隨著光線的強弱還原為不同密度的金屬銀形成“潛影”，用水銀蒸汽將其“沖洗”顯影後，再通過硫代硫酸鈉溶液定影，最終便得到一張難以被復制的絕版照片。尤其是利用此法拍出來的人物肖像照，其肌理之細膩、光影之逼真、視角之客觀，幾乎像是對鏡自照。自15世紀以來西方繪畫一直追求更精確地呈現物體和人物外貌以及空間關系，歐洲人對畫面寫實的準確性早有“心理準備”，但最初面對這般“仿佛將人的一部分‘捕捉’到畫面中”的真實仍然大感震撼驚詫，更別提有著悠久傳統繪畫審美以及截然不同視覺經驗的中國人。周壽昌對攝影過程的詳細描寫中所流露出的訝異與獵奇也就不足為怪瞭。
中國肖像畫歷史悠久，盡管向來提倡“以形寫神”，尤其強調傳神，但肖像畫又被稱為寫照、寫真，可見對真實人物相貌的觀察與客觀描繪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論及“肖”似真人，攝影術對人物精準的“刻畫”在當時無可比擬。隨著攝影術於19世紀40年代傳入中國，它不僅挑戰著中國古老的肖像畫傳統，更為時人帶來全新的視覺感受。從畫卷走入鏡頭，古老的肖像傳統在變革的世紀也在悄然改變。
《中國官員和夫人》，約1860，彌爾頓·米勒，蛋白銀印相
帝國之眼
1844年8月15日，法國攝影師於勒·埃及爾（JulesItier）跟隨法國公使拉萼尼率領的外交使團抵達澳門。此行是為瞭逼迫清政府與法國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經過一系列恫嚇訛詐，清朝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最終同意在喪權辱國的《黃埔條約》上落筆。埃及爾帶著相機去瞭簽訂條約的現場，為雙方代表拍下合影。在這張銀版照片中，耆英坐於法國代表之間，面無表情地直視前方，一大半臉因年代久遠而被陰影遮蔽，神色晦暗不明，全無廣州外銷畫傢關喬昌為其作的油畫肖像中那般神采飛揚。作為留存至今最早的一張清朝權貴的肖像照，即便在中國攝影史上也實在算不上多麼光彩的開端。
無獨有偶，1860年當英法聯軍進占北京劫掠圓明園時，被留在京中與洋人議和的恭親王奕䜣同樣接受瞭這種先進設備的審視，留下一張著名的單人肖像照。據時任英國中將霍普·格蘭特回憶，當意大利隨軍攝影師費利斯·比托（FeliceBeato）為其拍照時，相機前的奕“面如死灰”，“擔心這個機器可能隨時奪取他的性命”。照片裡這位清朝王爺雖然微微半側著身體，卻姿態僵硬，眼睛直視鏡頭，卻面無表情。除對狀似小型炮臺的相機心生恐懼外，剛簽署完戰敗條約的奕恐怕比耆英更能體會到自己與攝影師之間那種“殖民地式的權利不平等關系”——何時按下快門，選擇什麼角度，如何構圖，被攝者在畫面中的形象等，全都由比托決定，即便自己是王爺，在此時此刻的相機前也不過是西方攝影師紀實與觀察的對象，是構成西方勝利敘事的工具之一罷瞭。
奕䜣肖像照，1860，費利斯·比托，蛋白銀印相。這張照片拍攝於奕䜣與西方列強簽訂《北京條約》前後，據說拍攝時他對這種相機攝影很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