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李鴻章的肖像外，梁時泰為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奕譞拍攝的一系列肖像也尤為著名。光緒十二年（1886），當時正主持海軍衙門的奕譞奉慈禧太後懿旨與李鴻章等同去巡視天津、大沽、旅順、煙臺等處的北洋海防。梁時泰經舉薦成為奕譞視察的隨行攝影師，為後者拍下多張巡視照片，有持刀站立正面照，也有側身騎馬照，還有與官兵以及李鴻章等人的合影照，處處體現天皇貴胄的威嚴。視察成功後，奕譞在返京前特賞“照相粵人梁時泰等銀四百兩”，而當時每兵也就“賞銀四兩”，多達百倍的賞賜可見其滿意程度。後來，梁時泰還受邀進京多次為奕譞及其傢人拍攝照片。其中有兩幅生活照尤為特別，其一是奕譞巡視北洋歸來後的次年因病在西山妙高峰下的別墅休養時所照，照片中他手拿一捧花置身於鮮花盛開的花圃之中，身邊隨行的小太監手中也拿著鮮花。整幅照片頗有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跳出瞭當時攝影那些“現代”畫面，倒與古人所繪的一些“東籬賞菊圖”有異曲同工之妙。另一幅照片《醇親王奕譞喂鹿》也拍攝於西山養病期間。奕譞身著白色長袍一副文士裝扮，手握松枝站在一隻梅花鹿旁，松枝與鹿都是傳統繪畫中寓意吉祥長壽的象征，照片兩側還特地用白色顏料加蓋瞭兩方閑章，再加上梅花鹿身上的黑白相映的斑點以及文士白袍，一種恬淡雅致的意境自片中流露。若非攝影所展現的細節，乍一看這張照片幾乎與郎世寧為乾隆所繪的《弘歷采芝圖軸》如出一轍，更別提奕譞還專門為照片寫過一則小記。在這兩幅肖像照中，當攝影師跳出西方人的攝影視角時，中國傳統肖像畫的表達方式就被重新拉回鏡頭中，肖像畫的描繪方式可能會“過時”，但其經典的表現方式卻歷久彌新。
《醇親王奕譞喂鹿》，約1888，梁時泰。醇親王奕譞是最早接觸並愛好攝影的清朝宗室之一，留下大量肖像照以及合影。這張肖像照尤為特別，其中手持松枝站在梅花鹿旁的形象與郎世寧為乾隆所繪的《弘歷采芝圖軸》頗為相似，也體現瞭中國攝影師將傳統文人畫、行樂圖構圖與元素運用到拍攝中
光緒、珍妃的真容之謎
任何人在回顧中國早期官員貴族的肖像照時都不難發現，在如此之多的影像中幾乎未曾見到過當時清王朝名義上的統治者光緒皇帝的照片。光緒的父親醇親王奕譞就是清王室最早接觸並愛好攝影的皇室成員之一。20世紀初，慈禧太後又在宮中掀起那麼轟轟烈烈的皇室“造像”活動。而據時人回憶，光緒及與其關系密切的珍妃很早就接觸攝影，尤其後者還是清宮中最早研究攝影並拍攝化裝照的人。據說她還曾拍攝過西裝照，由此引得慈禧大怒並派人搜宮懲罰。光緒也是個攝影愛好者，據說他講究時新，敢於突出面容神態，願意拍半身特寫像，而不屑於拍傳統的全身坐像。若說古人條件有限，全憑畫筆而難以存留寫真倒也罷瞭，那麼在攝影時代作為最高統治者也未曾留下影像，便十分耐人尋味。
有關珍妃的肖像流傳最廣的要數一幅橢圓形半身像，曾被《故宮舊藏人物照片集》（1990年）和《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1994年）兩本畫冊都以“珍妃”之名而收錄。照片中的年輕女性衣著華麗，頭戴精致的旗頭，前額有短而齊整的劉海。據說在故宮收藏的原版中，照片上半部分還有經暗房合成的“貞貴妃肖像”字樣，引起學者的疑慮。此外，其前額的劉海是1900年前後從青樓中傳出的一種時髦發型“滿天星”，珍妃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墜井身亡，因此該照不大可信。此外還有一張1930年《故宮周刊》發佈的珍妃照，後來經與清代宗室照片比對確認是末代皇後婉容的祖母。
左圖：這張肖像一度被傳為是光緒皇帝的肖像照，實則並未有確切來源，大有可能是後人繪制；右圖：作為流傳最廣的所謂的《珍妃像》，其中諸多要素疑點重重，例如其發式經比對應是20世紀初才流行開來
比之珍妃，更加戲劇性且撲朔迷離的是光緒的照片。20世紀初，英國一傢老牌煙草公司奧登為瞭促銷，在其香煙包裝中附贈煙畫，其中一種十支裝的“幾內亞金”香煙，內藏煙畫是用外文標註為“光緒帝與他的父親”以及“光緒皇帝”兩張照片，後者是從前一張剪輯而來。照片中的“父親”很好辨認，正是醇親王奕譞，而站在其身旁的少年看上去有十幾歲，雖然與光緒年齡相符，但當時二人身份已是君臣，這樣的照片不合禮法。經學者追溯可知，該片是由梁時泰拍攝，並註釋有“醇親王與幼子”。可見照片中並非光緒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