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對位關系的失衡，在早期中國的肖像攝影中並不罕見。例如於1860年前後來華的美國攝影師彌爾頓·米勒（MiltonMiller）就以擅長拍攝官員、商賈與婦女肖像而聞名。在其“韃靼將軍夫人”“中國官員和夫人”“身穿全套補服的官員與夫人”等肖像照中，身著華麗服飾的男子與婦人並非真正的官員、商人或官夫人，而是米勒依照他所想表現的東方而虛構其身份的模特。這些人在肖像照中隻被貼上代表身份的標簽而不曾被署名，連補服的穿戴都未必合乎禮法，卻因照片的寫實風格而被西方人譽為“19世紀最出色的中國正式人像”。借相機這雙帝國之眼，西方攝影師講述著他們想要的東方奇遇，展現的是攝影師的藝術審美與人類學觀察，反倒是被拍攝者跟背景裡的桌椅、花架等靜物並無太大區別，對照片的拍攝本身沒有話語權。
攝影術隨著西方列強炮艦而來的尷尬身份，及其迅速成像又惟妙惟肖的攝影成果，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地方人士的排斥，民間也開始流傳“拍攝人像會攝去鬼魂”，甚至“外國人殺害中國孩子，用他們的眼睛制作拍照藥劑”等謠言。但隨著攝影術從沿海的幾個口岸城市向內陸城市的傳播，當人們親眼看到拍過照的人也安然無恙時，謠言也不攻自破。同治十年（1871），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Thomson）曾到恭王府拜訪奕並再次為其拍攝肖像，談及攝影奕已是“言語甚歡”，在假山前拍下的照片中，整個人的狀態也更加松弛。當時，除香港、廣州、上海已有的由外國人開設的照相館外，在北京、天津、武漢等地也陸續出現照相館，其中不少還是由中國攝影師所開辦。例如廣東攝影師黎芳（也被稱為阿芳）所創立的“華芳映相樓”曾是香港皇後大道最早的照相館之一，湯姆遜就對其作品稱贊有加。另一位廣東攝影師梁時泰更被譽為中國早期肖像攝影的先驅，他在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都開過相館，而其於19世紀70年代對晚清重要官員以及顯赫人物的肖像拍攝更是今人回看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歷史影像。
奕䜣肖像照，1871，約翰·湯姆遜。在這張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奕䜣整個人的狀態比之第一次拍攝更為放松
政治也“時尚”
光緒五年（1879），剛卸任不久的美國總統尤裡西斯·辛普森·格蘭特（UlyssesSimpsonGrant）乘船來到中國進行私人訪問。在天津期間，他特別拜訪瞭李鴻章。當時，梁時泰已在上海開設照相館，以其出色的攝影技巧在攝影界頗有聲望，他被特別邀請北上到天津，為這次外交會面拍照。照片中格蘭特與李鴻章平等地坐於桌子的兩側，桌上的鮮花與茶盞象征著一種和諧的外交場景，身體微微倚著桌面的李鴻章尤其顯得放松。被拍攝者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在鏡頭前展現什麼樣的精神面貌。
其實，早在格蘭特抵達天津的十天前，正值李鴻章旬休，梁時泰便在其衙署的西花廳為他拍瞭一張經典的單人肖像，也算是為之後的會晤照“預熱”。照片中李鴻章頭戴官帽、身穿補服、脖子上掛著朝珠，他沒有直視鏡頭，而是若有所思地望向鏡頭之外，他一手微微托著椅子扶手，一手置於桌面，整個人的姿態“靜中有動”仿佛隨時準備離座處理公務。當時的李鴻章正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可謂位極人臣，在晚清的政治外交舞臺上舉足輕重。梁時泰照片中塑造出的那種肅穆威嚴以及精明強幹，恰恰也是李鴻章想要傳遞給世人的形象。
《李伯相真像》，1879，梁時泰。照片中人為李鴻章，梁時泰受其所托到天津為他與美國前總統格蘭特會晤拍照。照片很好展現出李鴻章精明強幹的肱股之臣形象，桌上的盆花、茶盞以及翻開的書都有中國傳統文人畫中象征符號的影子，而李鴻章選擇看向鏡頭之外、隻展示半側面則更契合當時的西方肖像攝影審美
李鴻章對新興的攝影術一直頗感興趣，精通洋務的他尤其敏銳地意識到攝影圖像的政治宣傳意味。將一張完美展現個人風采的肖像“名片”贈予外賓和同僚，不僅與國際外交禮儀接軌，還能籠絡人心、深化感情。他積極地在國內外宣傳自己的肖像，梁時泰的這張照片就曾被《倫敦新聞畫報》等國際出版物翻刻刊登。到19世紀末當李鴻章訪問歐美時，上至英國首相、下到美國普通的工作人員都曾收到過他專為訪問拍攝的“小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