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參最喜歡聽的，就是觀眾們喊“再放一個！再放一個！”加查縣電影放映隊每年的任務是放映888場，但放映隊每年都超額完成任務，2021年放瞭900多場，觀眾超過瞭1.9萬人次。對放映隊員來說，電影放映的場次並不是單純的數字，更是一份責任。
無論故事片還是科教片，這裡的人們都喜歡看
加查縣電影放映隊有6人，都是年屆花甲的老兄弟。嘉措曾是放映隊的骨幹，經常上到海拔4800多米的牧區放電影。常年奔波讓他患上瞭類風濕，膝關節變形嚴重，但他依然懷念放電影的日子。“那時候用馬匹馱設備，最遠的地方有60公裡，足足要走上一整天。放映隊自己背著糧食，自己做飯，3個石頭壘個灶，煮個茶，就著糌粑，就是一頓飯。”嘉措分管的片區有18個放映點，從1978年開始，他硬憑著人背馬馱，保證每個月都能到每個點上放電影。
“電影拷貝膠片放在鐵盒子裡，重得很，一個人最多背3個。每次放映都要背七八個拷貝膠片。”見參印象裡，最重的是發電機。“1101發電機差不多是一個人的重量，需要兩個人輪流背，才能背得動。”
“最苦的是沒有電。”隊員索朗多佈傑說，“發電機壞瞭，隻能背到縣城裡維修。經常壞，經常修，放映隊員基本上都經歷過發電機突發故障，以至於每個人也都掌握瞭一些簡單的維修技巧。”
大傢的零散回憶，還原出一個個溫馨的畫面。發電機壞瞭，村民們會一直等，哪怕等到晚上12點。有的村民幹脆幫著一起修發電機。但如果擴音器壞瞭，他們就會非常失望，一遍遍地詢問下次啥時再來。隻要有放電影的消息，大傢就奔走相告，呼朋喚友，村裡像過節一樣熱鬧。見到放映隊員來瞭，人們都會準備青稞酒、煮雞蛋，好吃的東西都會拿出來。
放電影差點讓嘉措丟瞭命。1993年10月，翻越雪山去崔久鄉放電影，嘉措帶著被子騎在馬上，另一頭犛牛馱著電影機。一場暴雪突然而至，雪沒過瞭腿，嘉措被困瞭5個小時，人們找到他的時候，天已經黑瞭。“當時感覺腿燒得疼，其實就是被凍傷瞭。”嘉措一心想著不能耽誤放映任務，硬是讓村民們把自己抱到電影機旁，堅持到放映完。遇險之後的3年，嘉措都是在病床上度過的。
2000年以後，發電機質量變好瞭，放映機也就很少出現故障。2005年後，加查縣的鄉鎮陸續通瞭電。到瞭2015年，放映隊基本上不再為電發愁。
“現在，交通出行條件大為改善，除瞭小部分通村路還是土路，從縣裡到每個鄉都有柏油路。”見參說，從他傢所在的加查鎮到最遠的放映點壩鄉秋巴村有114公裡的路，柏油路占70%，土路占30%，有的路段海拔在4500米以上。
如今，手機、網絡逐漸走進瞭高原。“信息渠道越來越廣，我們會選擇一些居住比較集中的村子放電影。”無論故事片還是科教片，這裡的人們都喜歡看，而西藏題材的故事片，更容易拉近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見參拿出一張存儲卡：“這裡面可以存20部影片，戰爭片、愛情片、科幻片應有盡有，這在過去根本想不到。”
放映隊走出瞭新中國第一位藏族院士
從農奴的兒子到國際知名地熱專傢，多吉是新中國第一位藏族院士。鮮為人知的是，多吉也曾是一名電影放映員。
上世紀70年代初，西藏山南地區開辦過一批“赤腳放映員”培訓班，招收瞭30多人，20歲的多吉是其中一員。那時，他在洛林鄉、哲巴溝附近放映電影，還負責維修放映機、發電機和粘接膠片。“電影膠片經常斷裂，我需要把壞的剪掉，再拼接粘好。因為電影機播放的速度快，拼接不好就會卡。”經過勤學苦練，多吉可以在2—3分鐘內就將故障排除。
“有的農牧民群眾走10公裡的山路來看電影。”多吉回憶說，“《渡江偵察記》等革命歷史題材電影很受歡迎。”他們用腳踏式發電機，放一次電影就是兩個多小時，1米多寬的架子，兩個人同時用腳踏，才稍微輕松些。
放電影遇到過危險。翻越大山，蹚過大河，如果大水把路沖壞瞭，隻能等待救援。最長的一次，多吉等瞭3天。發電機有80多公斤，放映機有30多公斤，下鄉時，電影放映機和發電機要靠犛牛和馬等牲畜來馱，“最擔心馬受驚摔壞瞭機器”。多吉到山南地區換片子，每月至少跑兩三次，途中還要翻過海拔近5000米的佈丹拉山。夏天蹚水而過，路不好走，但他始終覺得“自己很幸運”。
多吉走上科研之路，與電影放映隊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第一次青藏科考期間，有五六名科考隊員住在加查縣禮堂邊上。“當時能到縣裡看電影，就是最好的娛樂。”多吉由此結識瞭青藏科考隊的成員。科考隊的工作讓多吉第一次有瞭地質的概念，並被他們踏遍千山萬水為祖國建設“尋寶”的精神和事跡深深鼓舞。1974年，為瞭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在國傢政策的支持下，多吉和20多名藏族年輕人被推薦到千裡之外的成都地質學院（現為成都理工大學）讀書。由此，他轉換到另一條人生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