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三年（768）四月，飄零於江陵的詩聖杜甫臥病在床，於困苦中寫下《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升。思沾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接連使用“炎海”“火雲”來形容自己身處的環境，病榻之上仍渴望著“山陰野雪”，可見難耐的酷暑給詩聖帶來的心理陰影之大。
沒有帝王聲勢浩大的儀仗隨從和浩浩湯湯的離宮別館，在車馬不便的古代，到哪裡避暑對人們來說確實是個問題。
《蘭亭圖並書序》卷（畫芯部分），明，許光祚，綾本設色，縱27厘米，橫136.1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流觴曲水邊的文士雅集
歷史記載中最早的夏日避暑遊出現在《穆天子傳》中，其中《穆天子遊舂山》一篇記載瞭周穆王於六月北上舂山的旅行經歷：“季夏丁卯，天子北升於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不過《穆天子傳》通篇神話色彩濃厚，內容的真實性就不免大打折扣，甚至在《四庫全書》被列入小說傢類，周穆王“中國旅行第一人”的身份真實性也常常被人質疑。
不過如果仔細閱讀兩晉之前的山水遊記，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自先秦至兩漢，自然風光並未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遊記內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風景或作為人們崇拜的對象，或作為一種陪襯背景，或作為比德的對象，又或被作傢當作展示繁華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們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戶外政治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漢馬第伯的《封禪儀記》。《封禪儀記》在文學史中通常被視為中國最早的山水遊記，記述瞭馬第伯隨漢光武帝封禪泰山的沿途所見，其中描繪泰山“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高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通”，文字清新雋永。可惜全篇文章的重心依然圍繞封禪這一行為展開，寥寥幾筆景色描寫仿佛吉光片羽，即刻便被強烈的政治色彩掩蓋瞭。
旅行的意義覺醒於兩晉時期。大動蕩的社會環境下，人們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開始自覺地關註社會之外的自然世界。“晉人向外發現瞭自然，向內發現瞭自己的深情。”在這個文學空前自覺的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不斷發生變化，士人們將自然從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來，自覺地去欣賞自然山水之美，試圖賦予其嶄新的娛樂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
“夏時饒溫和，避暑就清涼。比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曹丕的《夏日詩》反映瞭當時上流社會流行的避暑休閑活動之一——雅集。歷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會稽山蘭亭那一場流觴曲水邊的修禊盛事瞭。永和九年（353）的暮春之際，會稽山陰，茂林修竹中，文人雅士們詩賦唱和，感慨修短隨化、年壽不永，這一切被王羲之記錄在《蘭亭集序》中。“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
文人們興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隱居起來。《晉書·王羲之傳》記載：“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士，與羲之同好。”南朝名士謝靈運也在《山居賦》中盛贊隱於山林之樂。“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所居之處四面環水，東西靠山，草、木、林、竹葳蕤繁茂，魚、蟲、鳥、獸共生共長，密麗而不失疏朗。
對於高門豪族來說，想要兼得舒適的生活與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瞭：把自然山水直接劃入自傢的後花園，消暑享樂兩不誤。西晉巨富石崇就在洛陽城中有這樣一座金谷園。金谷園因石崇與王愷鬥富而建，園中清溪縈回，水聲潺潺，樓榭亭閣，高下錯落，金谷水縈繞穿流其間，鳥鳴幽村，魚躍荷塘。元康六年（296），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回長安，石崇、蘇紹等三十餘人在金谷園中為其餞行，眾人飲酒賦詩，“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
與石崇的奢靡高調相比，謝脁的《遊後園賦》就多瞭些怡然自得的情致：“爾乃日棲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閑適逍遙之情躍然紙上。不過奢靡也好閑適也罷，因西晉建都洛陽，此時文人們的活動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區，且魏晉易代，大傢的生命始終處於危殆狀態，在生命安全問題面前，少有人能對遊山玩水提起興致。此時的避暑隻是門閥大族的消遣，對於寒門士人和底層百姓來說，無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黃粱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