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溪三笑圖》，南宋，佚名，絹本設色，縱26.4厘米，橫47.6厘米，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傳教士炒作出的“避暑勝地”
光緒二十年（1894），英國傳教士李德立登上廬山，驚喜於廬山的涼爽氣候和優越的自然條件，對廬山的資源進行瞭科學合理的規劃，經過幾番周折後促成清政府九江道臺與英國九江領事簽訂瞭《牯牛嶺案十二條》獲得瞭這塊土地的開發權後，在1901和1904年間兩次擴大租占地區，形成瞭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區，廬山作為現代化避暑勝地被有計劃地大規模開發自此而始。
應該說李德立的眼光確實獨到，他看中的牯牛嶺位於廬山山頂的大月山、小天池山、含翻嶺之間，四周巖質堅硬，適於開發建設。自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在此敕封“天池寺”，明令禁止在此處采樵放牧，損毀森林，這一禁令一直延續至有清一代並得到很好的執行。多年的封山育林，使牯牛嶺一帶草木蔥蘢，遮天蔽日，為景區的開發提供瞭優質的條件。李德立率人勘查廬山地形後，確定並修築瞭從牯牛嶺經剪刀峽到蓮花洞通往九江的山路，對牯牛嶺經石門澗、九十九盤通往沙河的道路也進行瞭整修，由此打開瞭從九江通往牯嶺的大門。
此後，廬山迅速成為國內外各方勢力追逐的避暑勝地。1897年，俄國人先租後占，搶得蘆林、星洲一帶土地；次年，美國人租到醫生窪一帶；1914年，法國人租得狗頭石地區約12畝土地，後又定新約增至77畝，廬山上適宜開發的地段可以說被外國人瓜分一空。到1933年，山上共有度假別墅800餘棟，形成瞭一個涵蓋歐洲、美洲、亞洲等18國人民同住一山的小世界。
廬山雲景。廬山風景秀麗，文化內涵深厚，李白、白居易、蘇軾等文學大傢都曾登臨廬山，留下詩作。20世紀初，英國傳教士李德立率先對廬山的資源進行瞭科學合理的規劃，此後廬山因其涼爽的氣候和優越的自然條件，迅速成為國內外各方勢力追逐開發的避暑勝地
學者胡適曾在1928年總結廬山所代表的三大文化趨勢，一是“慧遠與東林寺，代表瞭中國‘佛教化’和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是“朱熹與白鹿洞書院，代表瞭中國近世700年的宋學大趨勢”，三是“李德立與牯嶺，代表瞭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而這一理論也可以視為其他三大近代形成的避暑勝地發展史的投射。莫幹山、雞公山、北戴河的開發皆經歷瞭外國人（多為傳教士）發現——各國開發者蜂擁而至——大肆宣傳——聲名鵲起的過程。特殊的歷史環境催化瞭“避暑勝地”概念的形成，當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彌漫在整個中國的上空，“避暑勝地”這一傳自西方的時髦概念便很難不成為國人競相追捧的對象。
1996年12月6日，廬山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廬山的評價報告，正是對從古至今中國人所鐘愛的避暑地特點的最好總結：“廬山的歷史遺跡以其獨特的方式，融匯在具有突出價值的自然美中，形成瞭具有極高美學價值的、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相連的文化景觀。”
參考資料：
吳冠文《謝靈運詩歌研究》
趙麗霞《初盛唐旅遊詩歌研究》
丁慶勇《唐代遊記文學研究》
錢雲《廬山度假旅遊地的形態演變與更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