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四年（745），開啟瞭一個洋溢著酒精與豪情、推崇詩歌和遠方的時代。
當年深秋，34歲的杜甫與45歲的李白經歷瞭去年暢遊梁宋後的暫短分別，再次相遇於魯郡東石門（今山東曲阜）。兩位詩人度過瞭一段“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日子，在魯郡一帶的名勝古跡亭臺樓閣留下瞭登臨歌詠的足跡。瀟灑之餘，杜甫隱隱擔憂：人生除瞭詩和遠方，難道就沒有其他追求瞭嗎？他便寫下《贈李白》，以詩代問：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橫亙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除瞭11歲的年齡差，還有不同的人生閱歷和階段。
一年前（744年），兩人首次邂逅之時，杜甫科舉落第、無人問津，年逾而立還一無所成，對已經名滿天下、幾乎執詩屆之牛耳、正蒙玄宗皇帝賜金放還的“李翰林”充滿崇拜之情。二人攀登瞭高聳峻拔的王屋山，回到平原時，“莫愁前路無知己”的高適也加入瞭進來。失意三人組的雅集，在深夜醉舞的梁園、在仗劍而行的宋州、在吟詩切磋的席間，書就瞭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盛事。不過，始終有一個幽靈縈繞在文學盛典之上。那就是：仕途功名。盡管科場失意、入仕無門，落魄的杜甫和高適二人胸中熾熱的仕進之心絲毫沒有冷落，對各自的仕宦前程依然抱有信心與幻想。三人雅集的離散，也是因為杜甫、高適分別去試探入仕門路瞭。李白揮揮手，折向東南，翌年北返山東又遇“小迷弟”杜甫。他發現杜甫的仕進欲望和努力沒有絲毫改變。
杜甫草堂
對於杜甫的心情，李白感同身受。他何嘗沒有一顆奮進官場兼濟天下的心？
對於杜甫的心情，李白感同身受。他何嘗沒有一顆奮進官場兼濟天下的心？
終其一生，李白都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充沛著仗劍走天涯、執筆寫江山的激情，面對挫折和困境“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上天賦予李白文采與抱負的同時也限定瞭他商人傢庭的出身。後者導致李白無法通過門蔭或科舉入仕，正常的仕途大門向他緊緊關閉瞭。李白無奈選擇瞭幹謁權貴、遊歷博名的途徑，終於以鼎盛文名得到瞭大明宮的青睞，進入翰林院。在金鑾殿內外奔走的歲月，李白深切感悟到一個文人的功名事業由兩大因素塑造：一是自身與政治體制的契合程度，其中包括個體文采和能力，也包括個體對體制的認知；二是外力的幫襯，既有傢族門第的助力，也有達官顯貴的蔭庇。二者對文人的成功缺一不可。遺憾的是，李白二者都不具備，他悲哀地發現自己始終隻是唐玄宗的文學侍從，一個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宮廷點綴。皇帝賞他的“翰林供奉”一職甚至不是王朝官制的職事官，沒有品級，沒有正式職掌。李白完全達不成參預政治的雄心壯志，又適應不瞭大明宮的做派，身心俱疲之後，幸好落得賜金放還的和平結局。
這是李白離建功立業最近的一次，到光芒萬丈的皇權邊緣走瞭一遭後無奈承認自己並不適合仕途。如今，杜甫孜孜以求的，恰恰是李白剛剛放下的。然而，他不能撲滅杜甫的進取心。這個年輕人有著李白不敢企望的門第，杜傢連續十餘世都有仕宦經歷，而且同樣文采飛揚，“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同樣雄心勃勃，渴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或許能成為朝堂的明日之星。
於是，李白避開正面回答，以《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相贈：
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
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
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
飲下杯中酒，杜甫西去洛陽再戰功名，李白再下江東，繼續詩酒買醉、江湖泛舟的瀟灑生活。從此，李、杜再未重逢，萬般情緒隻能付諸筆端。
李白與杜甫的選擇，折射出文人對於事功與學問的取舍。無知者有無知的快樂，識字者有認知的煩惱。學得文武藝的唐代文人，總有抑制不住的入世抱負，積極實踐治國平天下的先賢教誨。踐志的道路卻日趨狹窄，除瞭入仕當官幾乎沒有他途。可惜，他們的文武藝並不必然導向現實的成功。正如上述李白用生命體悟出來的道理，錦繡文章僅僅是導向成功的一個分量很輕的因素，面對體制、門第、權貴等不堪一擊。承認這一點後，文人們緊接著直面另一個殘酷的現實：尊嚴同樣不值一提。他們必須奔走於權貴門閥，溫恭自虛、謙卑伺候，行卷求薦舉、求蔭庇。在浩大的長安洛陽都市，多少飽學之士渺小如塵埃，耗盡傢財、尊嚴和生命，依然求一官而不可得，乃至尋一門路而不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