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之前雖拒絕營救李白，但對落魄的杜甫卻盡力照拂。乾元二年（759）年底，棄官南下的杜甫一傢抵達成都，在西郊蓋瞭一所草堂，重逢瞭來此赴任的高適。高適對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顧：“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適給成都草堂寄去瞭一首詩，懷鄉思友感時憂國：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
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
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杜甫當時並沒有看到這首詩，大歷五年（770）正月，他才在書卷中偶然發現，頓時“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而五年前，高適已經在“心懷百憂復千慮”中去世。
少陵草堂碑亭。來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明代文學傢胡震亨在《唐音癸簽》卷二五中，對李白、杜甫和高適有如下評論：“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這段話不但對李、杜、高的人生結局作瞭很好的概括，且獨具慧眼地指出他們窮達迥異的根本原因：高適比之李、杜，更具政治上的判斷力和抉擇能力。歷史事實正是這樣，安史之亂中，他們對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態度，是他們走向不同人生結局的要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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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娟：《李白高適一見如故再見陌路》，《藝術品鑒》2020年第28期
張明揚：《棄長安——安史之亂前後的內廷、詩人、政爭與叛亂》，天地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