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喪親章第十八”。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來源/書格
作為一種生命力頑強的制度，丁憂制度能被肯定並發揚光大，自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人文因素。在古代大傢族統治體系下，人們往往面臨傢族財產龐大，但通信又不發達的問題。一旦傢長走瞭，成年兒子就必須回傢去處理諸如財產分割、債權和債務問題，同時需要擺平鄰裡糾紛、坐鎮傢族等，不得不花費兩三年的時間過渡。此外，古代通信不發達，人在京城當官，傢裡老人走瞭，沒準傢中妻子受欺，也沒準傢裡打成一鍋粥……為瞭防患未然，還是回去看看，處理妥當再回來，這也是丁憂制度最基本的初衷。
很多人對古代大傢族的內部事務瞭解並不深，他們不明白古代傢族的族長有多大的權力。古代所謂“國有國法，傢有傢規”，而“傢”的“傢規”在古代非常重要，古代一族之長甚至對族人有生殺大權。而在古代為官，少不瞭傢族中勢力的鼎力相助，尤其是在中國早期依靠世族統治天下的模式下，如果失去瞭傢族支持，就意味著他在朝中基本上沒有什麼政治前途瞭。所以父母死後，傢裡為官之人立刻回傢丁憂，也在客觀上維護瞭自己的利益。畢竟涉及各種傢族的利益糾葛，一個出門在外的人肯定不容易收拾，回傢用三年時間解決內部事務，也可以為日後的政治前途著想。這就是各方人等願意接受丁憂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意思的是，為瞭鼓勵官員丁憂，中國古代也對丁憂人員給予一定優惠政策。如果有官員在丁憂期間孝行卓著，還會升官或得到嘉獎。甚至一般百姓也有因“丁憂”的孝行而躋身官場。比如宋代官員李思恭因為守孝出名而得到朝廷獎勵：“賜虞部員外郎李思恭帛五十匹、米三十斛。思恭持母喪邢州，而廬墓三年，州上其狀，故賜之。”宋代資陽縣民支漸“喪母廬墓，至孝感天……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助孝治，詔以為資州助教”。可見如果丁憂得好，官員升官發財、平民躋身官僚的事情有很多。
不過，丁憂制度對官員的負面影響也確實存在。離開權力中心三年，很多事情都發生瞭變化，絕大多數遭遇“丁憂”的官員，都不太可能官復原位，錯失升遷機會的也不少。比如歐陽修之子追憶乃父時提到：上方欲召用，而公丁太夫人憂。也就是說，歐陽修的這次丁憂，導致其失去一次被皇帝召用的機會。連歐陽修都會因丁憂受到影響，其他的小官就更不用說瞭。比如，宋代諫官彈劾太常博士茹孝標“不發父喪，推勘蹤跡不甚明白，遂降指揮，候服闕日未得與差遣”。茹孝標隻是一個正八品的小官，一旦回傢丁憂就會被取消俸祿，連正常生活難以為繼，仕途也可能會受影響，因而選擇鋌而走險“匿喪”，結果遭到諫官彈劾慘遭貶降。可見古代官員雖然可以因丁憂而辦理父母身後事，但在他們個人的政治前途受影響時，也會有人冒險拒絕丁憂。當然，一旦事情敗露很有可能前途盡毀。
《歐陽修像》。來源/河北美術出版社選編：《中國歷代帝王名臣像真跡》，河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
既然丁憂會對官員造成很大影響，那麼這種制度自然也成為古代中國官僚鬥爭必備的政治武器之一，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利器。
如北魏時期，禁軍軍官乙龍虎服父喪二十六月，而統率禁軍的王室成員元珍依鄭玄三年之喪為二十七月的解釋，認為乙龍虎服喪未滿期，決定依律處五年徒刑的重刑。此事引發瞭北魏政權一次激烈的權力動蕩，也造成北魏政權權威的嚴重削弱。
事實上，作為政治人物，很多官員對權力的迷戀遠大於對傢族瑣事的處理。有意思的是，據統計，古代進行丁憂的官員中，絕大部分是中下層官員，那些高官權臣對丁憂都是漠視甚至對抗。比如宋代王安石變法期間，司馬光為首的舊勢力激烈反對，雙方在朝廷上爆發瞭激烈沖突。後來，王安石一方的李定因遭遇丁憂問題而被反對派抓住瞭把柄。反對派借李定隱瞞母親去世消息一事攻擊“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禦史，罷臺事”，最終讓王安石遭到一記重擊。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明代張居正。由於張居正長期把持朝政大權，早已造成朝堂上下對他的不滿。而張居正本身對權力的眷戀，也讓他對丁憂三年失去權力一事十分敏感，更何況他也十分擔心自己在三年的丁憂期間會遭到政敵攻忓，所以他對自己即將丁憂一事開始瞭一番操作，而最後結果自然是在他的操作下，明神宗對其進行瞭奪情處理。然而，此事立刻引發朝廷內部關於“奪情”派和“守制”派的大混戰，兩派各執一詞互不相讓。而這兩派爭論的焦點，說到底就是張居正一黨與其反對黨的內部鬥爭。雖然這場權力鬥爭以張居正派的勝利暫告一段落，但影響卻十分深遠。這種利用權力破壞制度的方式引發瞭朝堂內部強烈的不滿情緒，以至於張居正死後，反對派立刻反攻倒算，張居正全傢遭到殘酷迫害。而張居正一派人馬也相繼遭到彈劾，最後，張居正的改革也遭到嚴重破壞。這次事件算是中國歷史上圍繞“丁憂”而爆發的最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也充分讓後世許多政治人物在面臨“丁憂”還是“奪情”時有瞭一個參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