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國的教材起源很早，先秦時期的官學便有瞭教材。
除瞭官方教材，有些學霸也會自己編撰教材或者教輔。比如，唐朝除瞭科舉考試，還有專門的制科考試，即為瞭選拔專門人才而舉行的不定期非常規考試。由於選拔的是專業性人才，因此，考試內容就跳出瞭儒傢經典的學習范疇。唐朝詩人白居易曾在貞元十七年（802）參加過“書判拔粹”科考試，判詞寫作能力是這門考試的重要知識點。白居易在備考期間，便自己押題，寫瞭上百道模擬判詞，合編成《百道判》。最終，白居易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獲得瞭在秘書省工作的機會。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書影
憲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官滿”卸職。按照唐代規矩，低品級官員任職滿一任後，便要離職下崗，進入“守選”行列，即苦苦等待空缺崗位或者再次參加制科考試，重新找到工作。這次考試的主要內容是“試策”，就是針對皇帝的提問，做出自己的對策。白居易把皇帝可能提的問題全部列出來，準備瞭七十五篇策目，編成瞭著名的教材《策林》，最終他在考試中名列第四，成功“上岸”。
二
隨著科舉制的確立和成熟，普通教材已經難以滿足學子的應試需求瞭，於是，教輔出現瞭。
南宋大儒朱熹曾經從經傳史籍中采集有關忠君、孝親、治傢等內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成《小學》一書，作為當時兒童的道德教育類教材。到瞭明清兩代，出現瞭一批由《小學》發展而來的啟蒙輔導書，被稱為“類《小學》”教材，如陳選的《小學集註》、黃佐的《小學古訓》等。這些衍生出來的教材，便可以被稱作“教輔”。
此外，古時的書院也會編撰教輔資料。比如南宋學者呂祖謙創辦的麗澤書院，為瞭提高“升學率”，他還特意編寫瞭一套教輔資料，名為《東萊博議》。呂氏傢族原是山東東萊的望族世傢，所以呂祖謙自號為“東萊先生”，所謂“博議”是呂祖謙根據當時學生的總體特點、社會實際情況以及科舉考試內容，以《左傳》為基礎，整理編寫的一本《左氏博議》，因而被人們稱為《東萊博議》。
教輔編好後，呂祖謙也毫不避諱地說：“《左氏博議》者，為諸生課試之作也。”這本教材，自誕生之日起，就是為瞭幫助學生應試的。所以書中的文章，都可以成為科舉考試中的范文。據說學生通過學習《東萊博議》，科舉考試水平有瞭立竿見影的提升。因此，《東萊博議》後來竟成為瞭暢銷書，不僅麗澤書院以其為教輔，當時許多書院也將其當作必備讀本和教輔。當時的大儒朱熹，也將自己的兒子朱塾送到呂祖謙門下學習。
到瞭明朝，教輔市場逐漸火熱起來。尤其是明代中後期，科舉考試日趨程式化，大部分讀書人考試的目的性更加明確，於是，許多考生不再專註於鉆研經書大義，而是開始揣摩考試答題技巧。加上活字印刷技術日漸成熟與普及，明朝的出版行業非常興盛，教輔也就成為瞭一門大生意。一大批以考試為導向的教輔湧現瞭出來。
不過在許多教輔當中，賣得最火的，是“時文選本”。明清科舉考試采用八股取士，所謂“時文”，即科舉考場中的應試文章。“時文選本”，類似於現在的“高考優秀作文選集”。早在明朝前期的成化、弘治年間，就出現瞭大量的時文選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京華日抄》。成化年間的杭州通判沈澄，編選瞭當時部分進士在科舉當年所做的文章，匯集成冊，並印刷出版。
此書一面世，大受士子歡迎，掀起瞭一股購買熱潮，同類書籍也隨之跟風大量湧現。明代藏書傢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成化以前，世無刻本時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刊提學考卷也。”
三
到瞭明朝中後期，“教輔熱”愈演愈烈。當時的教輔市場稱得上“供銷兩旺”，晚明學者黃宗羲在《明文海》中引用嘉靖年間李濂在《紙說》裡的話：“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當時的書坊，若非科舉圖書基本上不刊刻，書店基本上也隻賣教輔，考生們也隻看教輔。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今屬福建省南平市），是明朝時期最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有學者研究過明代建陽各姓氏書坊刊刻科考用書的比重，得出結論：明代建陽書坊刊刻的科考用書數量為757種，占總刊刻書籍數量的67.11%。這也說明瞭科考教輔用書是當時刊刻的主流。